张文魁：未来的稳增长，要更关注主导性企业丨赠书（张魁个人资料）

资讯 sddy008 2022-10-25 13:42 245 0

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企业，产业创新的主体也是企业。离开了企业，发展政策、创新政策几乎无从谈起，“稳增长”自然也失去依托。在我国经济发展历史中，正是得力的企业发展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外延追赶阶段，还可以较多地依赖产业政策来选择和支持主导产业，从而提高经济增速，那么在新的发展情景中，很可能要更多地由主导性企业来发现有前景的产业，并大力实现这些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全球化竞争。当然，主导性企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政府挑选赢家的结果，而是公平竞争的结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在《稳增长：中国经济基本盘》一书中提出，我国需要制定企业发展基本政策。这个基本政策，不但应该鼓励公平竞争，而且应该鼓励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并对中小微企业进行必要支持。更重要的是，应该激发民间的殖产创新和提升效能的精神，特别是企业家精神。国有企业改革，则应该以混合所有制为突破口，规模较大国企的“混改” 应该跨越股权结构拐点。

从主导性产业到主导性企业

近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研究和讨论一直维持很高的热度。剔除近两年疫情的影响，许多学者从国际规律、人口变化和需求结构变动、体制性因素等视角进行了分析。从宏观增长的中观结构与微观基础这一视角出发，可以把问题看得更加精细。若把宏观增长视为一座摩天大楼，那么把产业和企业分别视为中观结构和微观基础，是确切的。从中观结构来考察，如果曾经次第兴起的主导性产业缺乏“后浪”，并且政府再也难以像以前那样，通过对阶段性主导产业和相关产业的预判、选择和扶植，迎来一轮又一轮的高成长产业的发展，经济增速自然会从高位滑落。从微观基础来考察，即使在当下看不到主导性产业的“后浪”，但如果有数量众多、活力明显、优胜劣汰机制健全的企业群体，特别是有一批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球竞争力日益提高、营业规模得以壮大的优秀企业，那么对未来的经济增速也不应陷于悲观，对是否有新的主导性产业出现也不应过于纠结；相反，如果企业群体，也就是现在政府经常强调的市场主体，缺乏稳定预期、强劲活力，那么宏观政策“放水”再多，减税降费力度再大，也难以明显奏效。这一视角的政策含义就是，政府应该把眼光从寻找、培育和支持主导性产业，移到哺育大量企业、助益可能的主导性企业发展上，并为市场和社会提供稳定而良好的预期。如果说主导性产业曾是过去阶段的高速经济增长的进门钥匙，那么主导性企业将成为新阶段攀登经济增长之梯的踏板。

主导性产业的变动与经济增速的变化

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会伴随工业化而迈入高增速阶段，为什么又会随着工业化的退潮而转入增速明显放慢的阶段，这一直吸引学者们的注意力。西蒙·库兹涅茨和霍利斯·钱纳里等人通过大量数据分析表明，现代经济的高增长主要由少数优势行业，特别是被一些制造行业的快速膨胀推动，而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优势行业组合。沃尔特·罗斯托则提出了主要成长部门、补充成长部门和派生成长部门的概念，主要成长部门也被称为主导性产业；他发现，在工业化的不同历史阶段，都出现了一些主导性产业，它们不但自身迅猛扩张，而且能带动相关产业高速发展，这些阶段连在一起，可以助力国家为期几十年的经济起飞。阿尔伯特·赫希曼认为，政府应该发挥主动作用，选择投入产出表中的关联性强、带动性大的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日本有不少经济学家，都主张政府应该实施产业结构政策，特别是重点支持主导性产业的发展，以提高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显示，纺织工业、家电及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装备工业、汽车工业、大IT 产业等，都先后发挥过主导性产业的作用，支持了我国经济30 多年的高速增长。

这些主导性产业，基本上都属于制造业。大量研究显示，制造业对于经济增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数据分析表明，几乎所有经济体中的制造业都呈现生产率快速收敛的事实，而服务业在这方面的表现就差得多。不过，经典的国别分析都显示，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制造业将逐渐让位于服务业。虽然服务业比制造业包罗更多的具体行业，但很难出现主导性产业，这就使得高经济增速的中观结构变得脆弱。当然，这些经典分析，主要局限于二战之后几十年的时间。在这短短几十年里，无论工业化先行国家，还是其他追赶型国家，尚来不及深入和全面思考自己的产业结构，尚来不及重新看待和设计自己的产业政策，尚来不及成功地调整自己的产业体系。因此，最近几年，当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看到自己的制造业过多地流向中国并呈现弱势的时候，它们在反思其“后工业社会”到底是不是可以任由工业部门不断萎缩，从而提出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等政策设想。

我国虽然还没有接近“后工业社会”阶段，但近年来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在中观结构方面的现象，就表现为制造部门原有的主导性产业大都进入成熟和平稳期，但又没有新的真正发挥主导性作用的产业及时出现，至少没有可以同时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个主导性产业的出现，即使一些重要的数字化产业，也尚未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从科技存量和产能存量来看，以及从已有的人类需求变化轨迹来看，大部分已有的制造业在我国似乎已经完成主导性产业的使命，而服务业中一般而言很少能出现主导性产业。当然，也许还会有某些新的行业可以充当主导性产业，但从大趋势来看，这样的行业应该是越来越少，而且它们的主导性作用应该会越来越弱，包括一些数字经济产业。以后会有新的制造行业，特别是数字化的制造行业，可以崛起为主导性产业吗？至少目前还看不清楚，而服务业当然在发达国家也难以出现多少重要的主导性产业。尽管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势头十分迅猛，并且许多IT 相关行业都有比较强劲的表现，但这些产业要么本身体量较小，对整个经济增长只有小贡献而无大贡献，要么关联效应不像传统的重化工业那么强，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带动性仍不够，要么属于服务业，不像一些制造业那样有很强的需求弹性和很大的生产率上升空间。

总之，那些看起来十分闪亮的新兴产业，其中一些还被视为战略性产业，并没有起到主导性产业的作用。尤其令人困惑的是，热点迭出、活跃不止的科技创新，并没有及时带动TFP 的全面和持续上升，这不像主导性产业兴起时代的生产率跃升景象。即使新科技革命，包括数字革命，将催生一些新主导性产业，但其主导作用的发挥、主导地位的形成，到底是出现在美国还是中国，也无法预料。

如何锻造主导性企业

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步，当然也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新兴产业，但更重要的就是更多依赖“双快”和“双大”的主导性企业，由它们去寻找、去发掘、去建立有前景的产业，其中一些可能真的会成为未来主导性产业。在未来，主导性产业很可能由主导性企业创造，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导性企业由主导性产业成就。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如何寻找主导性企业、是否可以锻造主导性企业。

作为后发经济体，我们很容易从先行经济体的产业兴替轨迹、需求更迭浪潮来发现主导性产业。此外，产业数据的易获得性有助于我们通过数量分析来比较各个产业，从而确定主导性产业。对于许多地区而言，可以从国内更发达地区的发展轨迹来寻找主导性产业，从而制订本地的产业规划，实施本地的产业政策。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可以因此制订比较具体的产业目录，并在税收、财政、土地、基础设施等方面实施优惠政策，以支持主导性产业的发展。

此时的关键，可能还是要真正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如果说主导性产业可以是历史轨迹和现实排序的产物，那么主导性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下势头和未来趋势的产物。应该通过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真正具有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企业脱颖而出，让它们试错，并告诫或引领其他企业的发展。实际上，这就是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创新竞赛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和竞争政策，不但应该在一般意义上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发挥作用，也应该在并购重组领域、产业创新领域发挥作用，使生产率更高、竞争力更强的企业可以并购重组其他企业，使创新意识更强、创新试错与调整机制更健全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和创新空间。总之，促进资源向主导性企业的集中，促进机会和空间向主导性企业汇集。

让市场机制和竞争政策发挥作用，是否意味着政府应该“无为而治”？这并不是一个是或否的简单选择题。大量的经验表明，政府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识别、吸引、帮扶，甚至锻造主导性企业，尽管这是一件比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更困难、更易犯错的事情。主导性企业，即使处于发育期，一般也有“双快”“双大”的特征，对这样的企业进行识别和吸引，应该不太困难。当然，要选择它们作为帮扶和锻造对象，政府可以掌握、引导的资源投入，就应该更加慎重，特别是在招商引资政策面临规范化呼吁的情况下。一种替代性的方式，是致力于产业集群、产业链、创新生态圈的发展。这方面，政府仍然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性协调、聚合力提供等方面发挥市场难以替代的作用。从地区层面来看，地方政府可以努力发展出自己的产业集群、产业链、创新生态圈，当然可以努力锻造出本地的主导性企业，以促进本地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致力于促进初创中小企业源源不断地涌现，并破解要素市场对中小企业天然的“不待见”困局。这样的政策炉火，终究会锻造出主导性企业。也许，在主导性产业不再像以前那样发挥作用的时代，这样的“慢功夫”是不得已却最终成大事的政策选择。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政府可以从鼓励企业进行外向型竞争，来发现并锻造主导性企业。真正的主导性企业，往往是外向型竞争的大企业。鼓励企业的外向型竞争，既包括开放市场和开放投资，也包括促进企业走出去。一批外向型竞争主导性企业的崛起，不但会在供应链方面，而且会在创新链方面，深深融于全球体系；它们之中必定会有主导性企业，而且是全球化的主导性企业，不但对中国经济增长，而且对全球经济增长，都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当下的国际局势中，毫不动摇地坚持全球化发展道路，其背后包含对全球规则的认同与接受，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

主导性企业成为增长之梯的踏板

2021 年，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25 万美元。世界银行的本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可能会根据全球通胀水平明显上调，但预计我国在这两年会迈入高收入行列。不过，创业不易，守业也难。在过去的 30 年里，有三个国家，即韩国、俄罗斯、土耳其，曾经迈入或触碰高收入门槛，后来人均GDP 水平却显著下滑，但韩国不久之后重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两者至今还没有回到以前的水平。笔者的一些研究表明，当国家的人均 GDP 处于较低水平时，以快速的经济增长迈向中等收入状态，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而从中等收入，特别是从上中等收入往高收入迈进，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提升人均 GDP 水平，就相当于攀登增长之梯。在这个艰难进程中，需要一批外向型竞争的大企业，它们可能并不是一直都很大，但会快速成长变大并继续壮大，对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好比梯子上的踏板。旧的主导性产业带动作用的弱化乃至消失，新的主导性产业难以出现和崛起，恰恰说明了踏板大企业的重要性。许多行业的主导性企业，或者难以清晰分辨行业的主导性企业，基本上都可视为踏板大企业。

在这样一个新增长阶段，我们的政策重点，就是要从中观的产业转移到微观的企业，要从扶持主导性产业转到锻造主导性企业。这些主导性企业，能够嵌入全球体系，在全球竞争规则中建立较强的竞争力。如果有它们的存在，特别是如果有这支队伍的不断扩容，就可以使中国经济以更高质量保持一定增速，在未来一二十年里，不但助力中国成功变为高收入国家，而且可以继续攀高，进而变为中等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