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的股票投资技巧、赚钱的秘诀从何而来？一切源于他的导师（巴菲特靠股票赚钱么知乎）
第3章 格雷厄姆打开的大门
“市场先生”是个热心肠，每天他都会告诉你他认为你手里的股票价值几何。
——本杰明·格雷厄姆，《聪明的投资者》
从第一次在黑板上抄写股票价格起，巴菲特就被股票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曾交易过股票，研究过股市，咨询过专家，希望能有所顿悟。他想要明白趋势图中蕴含的某些神秘联系，想要找到能让他赚得盆满钵满的秘诀。不过，他始终没有走得更远，就像当年他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趴到赛马场地面上搜寻别人丢弃的票根一样。这时的巴菲特买股票就和捡票根一样，有的股票能赚到钱，有些则赚不到钱。
本杰明·格雷厄姆向他打开了一扇大门，他教给巴菲特各种方法去寻找市场上各式各样的可能性，而且他的讲课方式也正对巴菲特的胃口。掌握了格雷厄姆言传身教的技巧之后，巴菲特就可以不再迷信权威，而是充分施展才能了。有了格雷厄姆这样一个典范，巴菲特决心活出自我去施展拳脚，这种自我也就是他父亲说过的爱默生式的“大隐于世”的独立人格。
格雷厄姆不仅是巴菲特的导师，还是巴菲特的领路人，他将巴菲特引入了一座令人向往而又望而却步的城堡——股市。格雷厄姆教会了巴菲特选择股票的系统方法，而在掌握这样的方法之前，对巴菲特而言，股票与赌博之类的伪科学别无二致。
格雷厄姆的作品是这个领域里的开山之作。不过在他的著作之外，他还给门徒传授了很多别的知识。与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不同，格雷厄姆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思想，愿意与人沟通。华尔街于他而言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金钱本身并不能激起他的任何兴趣。在这一行业里，很多执业者的思想和才能都很有限，但是格雷厄姆却堪称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他对拉丁语和希腊语颇有研究，闲暇时会翻译几首西班牙诗歌作为消遣。他还写过一部话剧，在百老汇上演了四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像他这样一位给投资业带来崭新面貌的开山大师，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捣鼓一些古怪的发明创造。他发明了一种新式滑尺，还打造了一件“更实用”的家具。他个子不高，嘴唇厚厚的，但目光十分犀利。他的一位同事对他的评价是：“有意思的小矮个儿，长得有点儿难看”，但他全身上下都闪耀着智慧的灵光。
本杰明·格雷厄姆于1894年出生于伦敦，原名叫本杰明·格罗斯伯姆。他刚满周岁时，举家迁到了纽约，父亲开办了一家进口中国商品的公司。然而，格雷厄姆9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把全部积蓄都投入了股市，不过在1907年的那次经济危机中，所有的钱都打了水漂。从此，格雷厄姆就开始四处打零工赚钱。在布鲁克林男子高中念书时，他成绩优异，后来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14年毕业时，有三个系给他提供了工作职位：英语系、数学系和哲学系。不过，他还是听取了一位学院院长的意见，来到华尔街打拼。
格雷厄姆从最低的职位干起，负责把股价抄写在黑板上，每周才挣12美元。当年并没有什么股票分析师，只有“股票统计员”。由于勤奋，他很快就成了一个投资专家，并开始著书立说。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在工作之余还给人讲授金融方面的课程。
他关于华尔街投资的讲课内容反映出他对几何学的偏爱。他希望在看似毫无头绪的投资中总结出规律，并用类似欧几里得式的数学公式来归纳股市的投资策略。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投机气氛很浓的股市里，格雷厄姆的方法显得很另类。他喜欢投资那些股价被严重低估，以至于不存在投资风险的价值低洼股。比如在1926年，他发现一家石油运输商——北方石油管道公司。该公司除了油管资产以外，还拥有一些铁路债券，每股股票的价格应该为95美元左右，而当时每股的交易价格只有65美元。格雷厄姆买进了2 000股，并且建议公司把持有的铁路债券卖掉，为的是重新挖掘公司的潜在投资组合价值。
然而，洛克菲勒控制下的管理层拒绝了这个提议。后来格雷厄姆发动了一场股东代理权斗争，入选了董事会，北方石油管道公司终于让步了，卖出了债券，并支付了每股70美元的红利。
到1929年为止，格雷厄姆和其他几个合伙人共同设立的“本杰明·格雷厄姆联合股票账户”下共有250万美元的资产，格雷厄姆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不过，当年的华尔街早已是新贵云集，投机商们已经把股价抬到了天上。也就是在那一年，耶鲁大学的欧文·费希尔教授就宣称“股价已经永久性地达到一个历史最高点”。
尽管格雷厄姆十分谨慎，但是当大萧条来袭时，本杰明·格雷厄姆联合股票账户还是缩水了20%，不过这样的损失还是可以忍受的。到了1930年，格雷厄姆和其他人一样，都以为熊市已经过去了，又开始贷款投资股票。结果，股市再度走低。“那次大危机的唯一特点是，”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通过观察指出，“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局面变得越来越糟糕。”
连那些最精明的投资人，以及那些冷眼静观这场劫难的人，也赔得一干二净了。到了1932年，本杰明·格雷厄姆联合股票账户已经缩水70%之多，格雷厄姆濒临破产。
他的全家不得不离开位于贝里斯福德的那幢二层小楼，搬到附近一处简朴的公寓里。他的妻子原来是一位舞蹈老师，现在不得不重新工作以养家糊口。格雷厄姆也打算离开股市，但是合伙人杰罗姆·纽曼的一个亲戚愿意拿出75 000美元资金，于是他们的联合股票账户又起死回生了。当1934年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一书问世时，这位年过40岁的作者已经有整整5年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回报了。
在该书的序言中，格雷厄姆坦白地说，投资普通股票似乎是“很不可靠”的一件事。在股市近期的低迷之中，1/3的美国企业股票都在以低于清算价值的价格出售。几年前，许多专家把华尔街看成遍地黄金的福地，现在又改口说“持有这些普通股票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投资”。杰拉尔德·M·洛布是一位著名的股评家，他的畅销书《投资生存战争》和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差不多同时上市，他认为在股市投资赢利几乎就是天方夜谭。如果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简称道琼斯指数）在1929年是381.17点，而在1932年下挫到只有41.22点的话，那么谁又能说清楚“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洛布断言：“我真的不认为有谁能搞清楚到底某只股票的价值是被低估了，还是被高估了。”相反，洛布认为：“投机是很有必要的……为的是预测股票未来的走势。”
洛布强调说，投资者真正需要密切关注的并非企业的赢利状况，而是其他股民的心理。他们需要充分考虑其他股民的心态预期和观点，并考虑他们对股价的影响，这一点至关重要。
然而，我们又该怎样去揣摩那么多股民的心态呢？主要的办法是紧盯股价，要“牢牢盯住大盘”。如果股价下跌，我们就应该及时抛出；如果股价上涨了，我们就应该追涨买进。仅仅买价格低的股票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在一只股票上行通道刚刚打开时买进。
如果说洛布的观点没有抓住这样一种悖论——数千万股民的心态是互相影响的，每个股民都想比别人先行一步，那么格雷厄姆和多德则没有忘记在他们的书中给出更准确的阐释：
股票投机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博弈，即A股民试图判断B、C、D股民的投资决策，而B、C、D股民也在作同样的考量。
《证券分析》一书给出了逃脱这个心理悖论的良方。格雷厄姆和多德极力主张投资者们的注意力不要只放在大盘上，而要放在股票背后的企业自身的成长性上。通过关注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状况、未来盈利预期等基本面因素，投资者可以对一家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格雷厄姆和多德认为，股市并不是一个能精确衡量企业价值的“公平秤”，而更像是一台“投票机”。数不胜数的投资人会通过这个市场来“投票”，有些投票是理性的，有一些却是感性的，甚至有时候这些投票结果会同理性价值评判相去甚远。股市投资的秘诀就在于当股价远低于股票内在价值的时候坚决买进，同时坚信股价会有补涨的那一天。
由于大萧条还远未结束，在这个时候表现出对市场的信心和把握是十分不易的，当时许多公司的总市值比它们银行账户上的现金值还低。但是格雷厄姆作为一个古典派学者，意识到华尔街的熊市也是由再自然不过的人性造成的。
巨额利润变成同样巨大的损失，新的理论不断推陈出新，之后又被证伪，无止境的乐观主义被深深的绝望所代替——所有这些都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常理。
格雷厄姆像生物学家解剖青蛙那样去分析普通股股票、公司债券，以及投机优先证券（也就是迈克尔·米尔肯所说的垃圾债券）。粗略一看，《证券分析》像是一本给这一新兴行业编写的教科书。不过，这本书是在1929年的大萧条之后开始创作的，它也在号召大家抵制投机所带来的罪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全新的突破。洛布的投机理论只是把股票看作一张薄纸，只要后来者愿意接单买进就行，投资者赚多赚少其实无所谓，目标只是把股票转给下一个股民，然后再给下下一个股民。格雷厄姆和多德派的投资者则把股票看作企业所有权的一种凭证，它的未来价值应当和整个企业的价值相吻合。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华尔街的投资者从来都没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企业售出后到底价值几何？”
这便是格雷厄姆和多德针对股价估值提出的一个问题。它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人们在投资的时候也不需要做到百分之百精确，他们所需要的是有能力甄别出那些价格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股票。
打一个生活化的比喻，我们无须问一位女性的年龄，就能够大概判断出她是否已经到了法定投票的选举年龄；我们也不需要问一位男士的体重，就能够大概判断出他是否偏胖。
人们又会遇到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如果买进一只股价被低估的股票，但股价进一步下滑，他们又该怎么办？格雷厄姆和多德坦言，如果有时人们对股价判断不准确，那股价得经过“让人很不爽的一段时间”才能修正过来。
在巴菲特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前一年，格雷厄姆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更完美的答案。在《聪明的投资者》一书中，他把这一答案概括为投资“安全边际”。格雷厄姆认为，投资者应该在他愿意付的股价和他估计的股票实际价值之间留出一个较大的差价。这同开车时留有余地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个差价留得足够大，投资者就应该是安全的。但做不到这一点会怎样呢？答案是：股价会持续下跌。格雷厄姆认为，假如企业经营的基本面没有什么变化，投资者就不应该迷信行情，不论行情看起来有多么糟糕。
如果投资者因为指数下跌而过分泄气，从而在股价很低的时候割肉清仓，那就相当于把自己最根本的优势变成了劣势。最根本的优势是什么？大多数投资者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有这样一个优势。格雷厄姆打了个比方：
试想你花1 000美元持有一家私人企业的一小部分股份。你的一个合作伙伴是“市场先生”。他是个热心肠，每天他都会告诉你他认为你的股票价值几何，然后在此基础上劝你清仓或加仓。有时他对股价的估值是有道理的，但他的观点也有可能带着自己的偏好或是恐慌心理，一旦如此，他给你的那些建议就显得有些愚蠢了。
现实中的投资者就是处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之中，你可以每天都关注股市行情，也可以选择忽略它，但不管怎样，“市场先生” 明天都会带给你一个新的价位。
对巴菲特而言，接触这些观点就像发现了罗塞塔碑[7]一样，极具启示意义。他用过所有的股市投机技巧，也试图弄到一些内幕消息，还用过迈吉股市分析图（Magee Charts），搞了一个又一个系统，美其名曰“紧跟市场走势”。现在他得到了这种投资方法，让他不必再去苦苦猜度B、C、D股民的心理，他只需听从父亲的教诲，学会大隐于世就行了。这个方法对巴菲特犹如醍醐灌顶，同时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偶像。
在哥伦比亚大学，巴菲特发现格雷厄姆很有个人魅力。他看上去与影星爱德华·罗宾逊有几分相像，他的课堂上充满了戏剧性的气氛。例如，在一堂课上，格雷厄姆带大家比较A公司与B公司两张差别甚大的资产负债表，最后谜底揭晓，原来两张都是波音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只不过它们分别来自飞机制造业处于高潮和低谷的不同时期罢了。
1950年，格雷厄姆有20个学生，大多数学生都比巴菲特年长许多，还有些人已经在华尔街工作了。让学生们感到有趣的是，他授课时采用的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形式。格雷厄姆会采用苏格拉底的授课方式，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让大家畅所欲言。在他自己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时，这个来自奥马哈的20岁小伙子就会经常把手举得高高的。
格雷厄姆很少将巴菲特的回答评判为对或错，因为他不想把课堂变成一言堂。通常，他听完巴菲特的发言会说：“说得挺有意思，是什么想法使你得出那个结论呢？”接着巴菲特又会继续解释一番。当年巴菲特的一个同学杰克·亚历山大回忆道：
巴菲特可能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但无疑是最早熟的一个。他似乎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他的手老是举在那里，总是引导大家的讨论。他总是充满热情，总是比其他人都有更多的话要说。
格雷厄姆看重的是那些股价被严重低估的股票，或是那些便宜得近乎免费的股票，他称其为“烟蒂”，就像抽过的香烟一样，也许你捡起来点上火还能再抽上几口。当年，他给学生布置的作业中，有一次就是让他们去研究价位低于5美元的股票业绩。
巴菲特还学会了如何阅读财务报表的每个细节，并发现其中的猫腻。实际上，格雷厄姆教会了他如何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中得到对股价的客观评判。
格雷厄姆的教学并非止于纸上谈兵，他还教授学生如何真刀真枪地买卖股票。学生因为他的知识而获利时，他却丝毫不在意。1950年，56岁的格雷厄姆早已是百万富翁了，但他为人处世的态度与在20世纪30年代并没有任何差别。
“这些精明的华尔街学生，”当年的一个学生回忆说，“都走出去靠格雷厄姆的知识挣大钱，而他自己却不以为然。”格雷厄姆是那种满脑子想的都是学问的学者，睡觉时还会在枕边放着一个记事簿，睡醒之后可能会穿着不同颜色的鞋子去上班。巴菲特的朋友兼经纪人马歇尔·温伯格把格雷厄姆的课听了两遍，他回忆道：
他总能给你一些真正管用的点子。我以34.625美元每股的价位买进了杨斯顿钢铁公司的股票，然后在75美元到80美元之间的价位把股票抛出。我还听从他的建议买了通用汽车的股票，还有简易洗衣机公司的股票。他会说：“我看这股票真便宜。”于是我当天早上就买进。真丝针织品公司的股票也是如此。学这门课赚到的钱足以把我几年的学费都给付了。
巴菲特渴望成为格雷厄姆第二。格雷厄姆与朋友合开了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只要是这家公司投资的股票，巴菲特都会跟着买进。他还在《名人录》上查到了他的教授，他发现格雷厄姆是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overnment Employees Insurance Company，GEICO）的董事长，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位于华盛顿。对格雷厄姆担任董事长的任何公司，巴菲特都想深入了解，因此他决定亲自去看看。恰好巴菲特的父亲在1950年再次当选众议员，于是巴菲特在1951年春天回到了华盛顿，当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第二学期。
巴菲特搭上了周六的一班火车。当年华盛顿的城区还很荒凉，不过巴菲特毫不理会，直奔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他发现大门紧闭，便上前敲门，直到一个看门人出来应门。
“这儿除了您之外还有别人吗？”巴菲特问道。
看门人说六楼有人在工作，并答应带巴菲特去楼上。洛里默·戴维森在猛然察觉身边出现一个年轻人时吓了一跳，不过当这个学生向戴维森连珠炮一般提出一连串问题时，戴维森不禁对他刮目相看，这天两人竟然谈了4个小时之久。戴维森后来回忆道：
谈了15分钟之后，我发现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小伙子绝对是一个人才。他的问题犀利而又充满智慧。他问我，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到底是一家什么性质的公司？它主要的业务模式是什么？它的成长性如何？它的增长潜力怎样？这些都是一个优秀的证券分析师才提得出来的问题。我是公司负责财务的副总裁，他试图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刨根问底、了解透彻。
戴维森十分了解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和格雷厄姆。这家公司由利奥·古德温于1936年在得克萨斯州创立，他富有创意地想出了通过直邮的方式来销售汽车保险的点子，这样一来就节省了销售网络和代理费用。同时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销售对象只是针对政府雇员，因为这一群体的申赔率比其他客户群更低。低廉的销售成本和优质的客户群体使这家公司大获成功。1947年，公司的大多数股东都想将股票变现，于是就雇用投资经纪人戴维森来出售这家公司。起初股票无人问津，他于1948年找到了格雷厄姆。格雷厄姆觉得这是一座金矿，于是格雷厄姆–纽曼投资公司马上筹集公司1/4的资产共计72万美元，买下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一半的股份。不久以后，格雷厄姆–纽曼投资公司将它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份出售给了自己的股东，于是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票开始公开上市交易。同时，戴维森此次的销售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于是他决心留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效力。
听毕介绍，巴菲特带着他对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憧憬回到了纽约。通过研究，他发现该公司的利润率是其他保险公司的5倍，其保费收入和利润都在迅速上涨，于是便去找保险业的专家。他们都告诉巴菲特，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价被高估了。不过，巴菲特通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但他仍觉得专家们个个出语不凡，毕竟他们都是大腕，而他只不过是一个还在商学院念书的学生而已。
每个优秀的股市投资者都会置身于这样的交叉路口。面对一只众说纷纭的股票，掏腰包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这也正是格雷厄姆的观点是无价之宝的原因。他总会说：“你既没有做对也没有做错，因为大家本来就与你的做法不同。”选择一只股票靠的并不是旁人信口开河的评价，而是要靠事实说话。巴菲特把这句话铭记在心，其中也不乏他把格雷厄姆看成偶像这一因素，在他看来，格雷厄姆就像一个“英雄”，地位和自己父亲一样崇高。
格雷厄姆在其他学生的心目中也一样受到尊崇。尽管他比较含蓄，但他关心自己的学生就像慈父一般。杰克·亚历山大也认为格雷厄姆“是一个理想的父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描述有些耐人寻味，因为这么形容他的人多半是他的学生而不是他的子女。
在家中，格雷厄姆和子女关系比较淡漠，他的花心使得他和子女的关系更加疏远。他抛弃了第一个妻子，找了一个年轻模特。当巴菲特遇见格雷厄姆时，他已经离过两次婚，并和自己的前任秘书埃丝特尔在一起了。有一件事很能说明格雷厄姆的风流不羁：有天早上，一个刚结婚的年轻女性来拜访他，当时他正和埃丝特尔在床上缠绵，但格雷厄姆竟然建议她一起上床来玩玩。
格雷厄姆的孩子们都觉得他难以亲近，在他失去了一个9岁的儿子之后更是如此。他们觉得格雷厄姆是一个有思想的学究，经常戴着帽子、拄着拐杖在中央公园里漫步，背诵诗歌。有一次，他的儿子小本杰明问了他一个高中拉丁课上的简单问题，他却给儿子背诵了一篇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的演讲，就好像是在给很多学生上课一样。他平日里和家人朋友聊天时往往缺乏耐心，常常会在自己举办的晚宴开到一半时就溜出去看书。
但是，如果谁有幸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格雷厄姆的学生，那他真是遇到了伯乐。华尔街到处都是“烟蒂”型的价值低估股，一个聪明的投资商人所要做的只是运用合理的工具，开动脑筋去把它们挖掘出来。对于那些想成为优秀股票经纪人的年轻人来说，格雷厄姆和多德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就像一块福地，就好比在20世纪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会常去巴黎的业余爱好者咖啡厅，期待能在那里邂逅海明威，能够和大师近距离接触讨教。
巴菲特很快就和一帮格雷厄姆的拥趸走到了一起。他下课后经常和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弗雷德·斯坦贝克一起回家。弗雷德跟他母亲说只要给巴菲特“整点汉堡和百事可乐，他就会很满足了”。巴菲特和斯坦贝克一起去泽西城参加马歇尔·韦尔斯公司的股东大会，在那儿他们遇到了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的沃尔特·施洛斯，他对格雷厄姆也是顶礼膜拜的。他们一起去吃午饭，畅谈股票直到三人都累了为止。
还有一次，在去市中心华尔街俱乐部的路上，巴菲特遇到了汤姆·纳普。自从某个晚上听了多德的一节课后，汤姆·纳普就从化学系转系来研究股票了。巴菲特也和威廉·瑞恩成为了好友，他是来自哈佛商学院的一个十分真诚的研究生，经常来哥伦比亚大学旁听格雷厄姆的课。这几个学生因为对格雷厄姆的崇拜而走到了一起。巴菲特后来观察发现，有些人很快就会喜欢上格雷厄姆；有些人对他则一点儿都不感冒，对于这些性格的人而言，怎么苦口婆心地规劝都没用。巴菲特的新伙伴属于马上就对格雷厄姆着迷的那种类型。他们发现，格雷厄姆的投资策略简单说就是用50美分来买价值1美元的证券。尽管这种策略非常简单，却非常管用。相比而言，华尔街的大多数投资者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无非是赌运气罢了。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团体，而且逐渐以巴菲特为中心，因为他们觉得巴菲特聪明伶俐、招人喜欢，另外他们心里都明白巴菲特在股票投资上比他们更有心得。汤姆·纳普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对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每家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巴菲特几乎都如数家珍。”
奇怪的是，在1951年巴菲特毕业时，格雷厄姆和霍华德都劝他不要去炒股。两人似乎在经历了大萧条之后依然心有余悸。格雷厄姆指出，除了当年以外，道琼斯指数每年都会在某个时候跌到200点以下。格雷厄姆建议他推迟到第二次大萧条过后再进入股市，同时可以在类似于宝洁公司的地方找份安稳的工作。
在巴菲特看来，这个建议可不怎么样，与格雷厄姆原先说过的不要试图预测股市的信条也不吻合。事实上，道琼斯指数再也没跌到200点以下。“我当年有1万美元，”巴菲特后来回忆说，“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我可能到现在身上仍然只有1万美元。”
巴菲特绝对不是那种坐待时机溜走的人。得到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22年以来唯一给过的A+成绩之后，巴菲特提出了一个让他的导师似乎无法拒绝的要求：无偿地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
不过格雷厄姆竟然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当年犹太人还被华尔街的公司拒之门外，格雷厄姆更想把一些机会留给犹太人。[8]没人知道巴菲特是在当时还是事后才知道格雷厄姆拒绝他的原因，不过他吃了闭门羹之后，受到的打击很大。他的一个朋友说这对他而言“是一种耐受力的考验”。
巴菲特没有想过去华尔街别的公司找工作，他不愿意为他不认识的人工作。这一次，他又回到了家乡。奥马哈国民银行想要给他提供一份工作，但巴菲特拒绝了，他倒乐意去他父亲开办的巴菲特－福尔克证券经纪公司工作，他对那里的环境比较熟悉。他父亲的一个朋友问他：“你是去巴菲特父子公司工作吗？”
“不是，”巴菲特俏皮地回答说，“是去巴菲特及父亲公司工作。”
在奥马哈，巴菲特开始追求苏珊·汤普森。她是奥马哈一位牧师兼心理学教授的女儿。苏珊家和巴菲特家是世交，苏珊的父亲曾担任过霍华德的竞选经理。苏珊在西北大学念书时还和巴菲特的妹妹罗伯塔同屋。
苏珊笑脸盈盈，长着圆圆的下巴，乌黑的卷发垂在颈旁，颇有几分贝蒂宝贝的长相。她活泼开朗，第一眼看上去，给许多人的印象是一个漂亮但并不聪明的女人。
事实与此相反。小时候苏珊体弱多病，曾受过耳痛的折磨，经常要接受穿耳治疗。她还因风湿热长期卧床不起。威廉和多萝西·汤普森夫妇努力想通过关心、呵护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来弥补她的不幸。
苏珊长大后经常说自己是在家人的关怀中长大的。战胜病魔之后，她体会到了一种自由的幸福。她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健康，还有从痛苦中彻底摆脱出来的解脱感。她说：“能够不受疼痛的折磨真是太好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一点。”
成年后的苏珊似乎拥有比巴菲特丰富得多的感情阅历。她对人际交往感兴趣，应该说是非常感兴趣。天生富有同情心的她，总能平心静气地让别人聊出心里话，尤其是感情方面的心声。
费丝·斯图尔特·戈登是她女生联谊会的一个姐妹，后来在纽约开了一家俄式茶餐厅。她是这样评价苏珊的：
苏珊总有比一般人更加深刻的一面。我们一起修了同一门哲学课，后来她就送了我这本关于佛教禅宗的书。不管做什么事情，她都力图超越平庸，研究更深刻的问题。她会凝视着我的双眼说：“你好吗？”她的意思是：“你的生活过得怎样？你的精神状态还好吗？”
苏珊对死亡有一种特别的迷恋，这一直是困扰巴菲特的心结。卧病不起的某个时刻，苏珊对死亡的恐惧就已经消失，她现在很喜欢和那些濒临死亡的人相处，也喜欢去宽慰别人，减轻他们心中的恐惧。巴菲特对死亡总是考虑得很理性，希望离死亡这个话题越远越好；而苏珊则从精神层面来看待死亡这一问题，并且希望能够参悟生死的真谛。
1951年夏天，巴菲特对苏珊一见钟情，但苏珊对他毫无感觉。巴菲特的那些脑筋急转弯让她感觉烦透了。每当巴菲特来家拜访，她都恨不得马上从后门溜走。巴菲特说他将会变得很富有，这些话在苏珊听来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此外，苏珊回忆说，她当时“正疯狂地爱着另一个男孩”。于是，他转而去向苏珊的父亲示好。苏珊回忆说：
沃伦每天晚上都到我父母家弹奏夏威夷四弦琴。我父亲从20岁起就弹奏曼陀林，因此他特别高兴有人一起来合奏。于是沃伦每晚都来我们家弹琴，而我却和另外一个男孩出去约会。
“那个男孩”叫米尔顿·布朗，是联合太平洋公司一名邮件搬运工的儿子。他在高中时就开始和苏珊约会了，也和苏珊一样去了西北大学读书。苏珊的父母反对她和犹太人约会，而且从不准她邀请布朗来家里玩。穷困潦倒的布朗在苏珊参加的女生联谊会里也不受欢迎。对于努力想摆脱多年来的重重呵护和白人上流社会生活的苏珊而言，颇有男子汉气概的布朗很有吸引力。不过，最终苏珊还是向父亲屈服了。和布朗分手之后，她匆忙地离开了西北大学。
与此同时，精明的巴菲特一直在关注事态发展。他告诉苏珊的父亲，他是父女两人之间完美的折中人选，“自己既有犹太人的气质，能招苏珊的喜欢，又来自基督教家庭，可以博得汤普森先生的欢心”。他所说的自己具有犹太人的气质，意思是说他也能唤醒苏珊身上的“母性”。苏珊的姐姐多萝西回忆道：
我父亲马上就喜欢上了他。每次我们家吃过晚饭后，他就会来我们家。苏珊会去洗碗，而他就坐在凳子上，拿着一把夏威夷四弦琴或是一把小吉他，边弹边唱。沃伦天生有一副好嗓子。
这位长着一头乌黑头发的牧师性格倔强，总是劝苏珊应该和巴菲特约会。苏珊对父亲很尊敬，也很相信他的判断。
最后，她终于开始和巴菲特约会了。她喜欢巴菲特的幽默风趣，他们之间的交往演变成了一段浪漫的爱情。“他们两人坠入爱河，疯狂地迷恋着对方，”巴菲特的姑妈凯蒂说，“他们会坐在对方的大腿上接吻，完全不顾忌旁人。”
正如巴菲特所说的那样，他对苏珊而言的确有“犹太人的气质”。他童年所受的创伤是很多人所不知晓的，比如他那脾气乖戾的母亲和他被迫搬到华盛顿的经历，这些伤口都等待苏珊来抚平。而在巴菲特所接触的朋友中，从来没有人能像苏珊那般善解人意。回忆往事，巴菲特坦言在遇到苏珊之前，他的内心一直很孤独。
1952年4月的第三个周六，蒙着透明面纱，穿着一袭缀有蕾丝花边的长裙，苏珊嫁给了巴菲特。他们驱车去加利福尼亚度蜜月。途中经过奥马哈城，两人在城外的威格沃姆咖啡厅停了下来，共同享用了他们婚后的第一顿美餐。曾经有这样一段对他们旅途的描述（这也许是捏造的）：在婚后的第一个周日，巴菲特注意到在一家公司总部外面孤零零地停着一辆凯迪拉克车。他停下车，大摇大摆地走进去，问了那家公司的总裁一大堆问题，相谈甚欢。他那19岁的新娘则坐在自家的车里等他，沉思着嫁给沃伦·巴菲特是不是真的。
这对新人最初租的是月租65美元的三居室公寓。想到巴菲特曾信誓旦旦地说要成为富翁的许诺，住在这样的环境里让苏珊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间公寓破旧不堪，晚上甚至有老鼠爬到他们的鞋子里去。巴菲特在用钱方面很抠，第一个女儿出生之后（和母亲一样，也叫苏珊），他们竟然把家中梳妆台的抽屉给女儿铺成了婴儿床。
在巴菲特－福尔克公司，巴菲特并不是人们通常见到的那种股票推销员。他销售的第一只股票就是一笔不好做的买卖，这就是鲜为人知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股票。但那时候的巴菲特已经克服了自我怀疑的心态，他把几乎是自己所有的积蓄10 000美元都投了进去，然后把这些股票推销给奥马哈城里那些半信半疑的客户（他的姑妈艾丽斯先支援他买了100股）。结果，这只股票在第二年就大涨了50%。
这个年轻的股票经纪人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对知识与研究的渴求。为了查找股票买卖的线索，他不知疲倦地一页一页地翻阅厚重的《穆迪手册》，那种热情就像一个小孩捧着漫画书一样。用这种方式，他发现了一些投资洼地——那些无人问津的廉价“烟蒂”型股票。巴菲特觉得买进这些股票后用不了多久，他就能以3倍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这消息简直好得让人难以置信。巴菲特在心里盘算：如果优质股票如此便宜，那么肯定会有人买进它们。不过，慢慢地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人就是他自己，没有人能告诉你哪只股票实在是太便宜了，你必须靠自己来判断和操作。
但是巴菲特选错了职业，这些耗时费力的研究对一个经纪人而言只是徒劳，不论他自己做出的判断有多棒或多差，他所能做的不过是站在那里挣着微薄的佣金收入。
很多投资者都认为巴菲特只是一个新手罢了。客户通常会试探性地先听听巴菲特的看法，然后又去找从业年限更长的经纪人，最后也不会从巴菲特手里买股票。巴菲特在奥马哈城的一个朋友莫内恩说：“这可把巴菲特给气坏了。”
不过，巴菲特确实懂得如何为自己争取主动。他对自己的高尔夫球教练罗伯特·德怀尔说：“如果让他们知道你能帮他们节省一些税金，他们自然会主动找上门来了。”[9]
但他不喜欢劝说别人去投资，尤其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取得佣金）和他们的利益不是一回事儿的时候。这让他感觉双方似乎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之中，甚至会有一点儿冲突的火药味，这让他觉得非常不自在。
与此同时，巴菲特买下了一家德士古加油站，还投资房地产，但是这些创业经历都没有取得良好的收效。他还为格雷厄姆做了一些研究项目，向他推荐了几只股票。他所做的无非是想趁格雷厄姆还在世的时候能为他打工。
巴菲特在巴菲特－福尔克公司取得的最大进展并不是在投资上，而是去听了戴尔·卡内基的公众演讲艺术课。尽管巴菲特上课时心情紧张，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克服这种恐惧心理。
这一动机就有些耐人寻味了。为什么一个21岁的股票经纪人想去学习公众演讲技能？如果巴菲特只有成为一个投资家的野心，那么他不会预见到自己也许需要在面对大庭广众时谈吐自如，更不用说他会预见有一天他将发表生动的即席讲话，而且能讲得如此富有吸引力，如此简洁，如此恰到好处，以至于他的听众笃信他一定有事先拟好的稿子。但是除了成为一个选股高手以外，还有什么渴望促使他去做这样的尝试呢？
上完卡内基的演讲课以后，巴菲特通过晚间在奥马哈大学讲授“投资学原理”课程来使这项技能臻于完善。学生们都是30~40岁的成年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医生。当这位瘦削的、穿着开领衫的21岁年轻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这些医生们不禁发出一阵不屑的窃笑。
巴菲特马上就谈到了格雷厄姆。“他才说了5分钟，你就已经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一位名叫利兰·奥尔森的产科医生说，“他并不是在自卖自夸，而且他讲课时很放松。”
这门课巴菲特教了好几个学期，他采用《聪明的投资者》一书来做教材。但他时不时地会用几个生活化的例子或是几句名人名言来活跃一下课堂气氛。他往往表述简洁，而且将语速把握得恰到好处。
让我告诉你们在华尔街致富的秘诀吧。（停顿，把门关上。）当别人恐惧时，你要变得贪婪；当别人贪婪时，你要有几分恐惧。
巴菲特讲课时喜欢站在讲台上，十分别扭地弯着右胳膊，肘部抵着胯部，右手托着下巴，好像拿着听筒打电话一样。之后，他会用左手抓住右肘，像生怕右肘会从胯部滑落一样。他的目光总是注视着学生的头顶上方，好像害怕和学生有目光交流。
尽管他讲课的姿势很难看，但他在说话时总是情绪饱满，学生们个个都听得聚精会神。伊丽莎白·扎恩是一位西班牙语教师，她同自己在IBM公司担任销售员的丈夫于1953年一起入学来听巴菲特的课。巴菲特的举止让她印象颇深，以至于她还对巴菲特的每个姿势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更让伊丽莎白·扎恩困惑不解的是，巴菲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但他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投入。尽管他讲课时的姿势很随意，但你会发现他说的话一点儿都不随意。“即便他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但他还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伊丽莎白·扎恩回忆道。
当巴菲特陷入沉思时，他会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略带害羞地低着头，让人担心他走到墙根儿转身的时候会不小心撞到墙上。他在深思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他分神。不过，在讲课的时候，巴菲特会自然地从一个要点过渡到下一个要点，然后再继续往下延伸，就好像他的脑子里刻着一张完整的讲课提纲。
与格雷厄姆不同的是，巴菲特不会指导学生买卖股票，学生们只能间接地得到一些启示。他们会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向他打探某家上市公司的情报，巴菲特则会一笑了之，顺势把他们打发了。
伊丽莎白·扎恩甚至还曾在他面前大声地朗读过一首悲情的打油诗：
亲爱的商业奇才顾问，
你可知道我们为何哭泣，
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自己到底买了什么股票？巴菲特听到这首打油诗时笑了，但还是没有透露任何信息。事实上，这个年轻的股票经纪人建议学生不要轻信股票经纪人的话，他说他们不值得信赖。只要一提起和学生共享信息，巴菲特就会感到神经紧张，他认为这些消息很有可能被任何一方滥用。他认为大多数小道消息都没有什么价值，这也正是股票经纪人会把这些消息四处传播的原因。他认为自己的那些好观点是非常私密的。他视它们为自己的创造，甚至还带有一点神圣感。
1952年，霍华德从众议院卸任退休。他认为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诚实的股票经纪人，对他赞赏有加。据他的一个同事赫伯特·戴维斯说：“早在沃伦·巴菲特成名之前，霍华德就以他为豪。他总是把沃伦挂在嘴边，言语中透出深厚的父爱。”同样，巴菲特对父亲也非常忠实。
1954年，由于参议员休·巴特勒去世，内布拉斯加州空出一个参议员的席位。霍华德非常希望能接任休·巴特勒的席位，他在提名时也遥遥领先，不过共和党的温和派却暗中作梗。问题最终交由共和党的内布拉斯加州中央委员会裁决，于是委员们在林肯镇的共和党老巢科恩赫思卡饭店召开了一次气氛阴森诡异的会议。
据巴菲特的姐姐多丽丝说，巴菲特曾秘密跑到科恩赫思卡饭店去支持父亲，结果却在无意中听到父亲被一名温和派共和党人罗曼·赫鲁什卡击败的不幸消息。据多丽丝回忆：“巴菲特跑到那儿去想给父亲助威，结果却在饭店的咖啡厅里听到这个不幸消息。回来之后他对我说：‘爸爸被残忍地拉下了马。’”
但据巴菲特的其他朋友回忆，他当时并没有和他们提及这件事。父亲被打垮了，他的沮丧丝毫不亚于父亲，不过他和父亲一样都选择了把悲伤埋在心里。而当霍华德的梦想粉碎之时，巴菲特却梦想成真了。格雷厄姆打电话来，说巴菲特为他工作已经不存在什么障碍了，他给了巴菲特一个工作机会。巴菲特连薪水是多少都没有问一句（后来发现年薪高达12 000美元），就急匆匆地搭上了下一班飞机。
巴菲特来到华尔街时，正值股市的低迷时期。老一代股民都害怕会出现下一次经济大萧条，而新一代股市投资人才尚未崛起。当时哈佛商学院只有2.9%的毕业生到华尔街工作，年轻人觉得在华尔街工作没有诱惑力。从外表上看，这里的建筑就像高耸的怪异堡垒，让人感到压抑，黑色的豪华轿车死气沉沉地停在外面，等候着疲惫不堪的主人出现。而大楼内部完全是一个男性主导的、陈旧的、不随技术因时而变的社会。在美林证券公司，客户下的单都写在一张张小纸片上，然后放在传送带上，它们就“朝着各自的使命愉快地一路蹦跳而去”。
美国确实变得日渐繁荣，道琼斯指数也达到了380点的高位，但是大家仍然时刻不忘“投资须谨慎”的忠告。历史上股票行情上一次达到这样的高位是在1929年。对于像格雷厄姆这样曾经在股市被套牢的人而言，根本不用提醒，他们就会对当年的痛苦经历心惊胆战。他对所谓的“新一轮投机浪潮”感到担心，手头还一直留着从1914年以来的《穆迪手册》，仿佛最近发生的一切都让他忧心忡忡。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位于42街上的查宁大楼。走进公司你就会发现，在一个大玻璃罩下放着一台股票行情机，不停地发出滴答声。公司共有六七名职员，巴菲特也成了其中一员。他起初和沃尔特·施洛斯共用一间办公室，后来又和汤姆·纳普共处一室。巴菲特和其他人一样，穿着灰色夹克，花很多时间在标准普尔股票指南上寻找适合投资的公司。据汤姆·纳普回忆：
巴菲特从最开始起就自信满满。我以为他的父亲可能答应给他一些钱，或是借给他一些钱。但他说没有，他试图白手起家。他也希望自己挣的每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有好几次，我对他说：“不错！沃伦，这项不用上报交税！”他却会跟说：“我已经把它算进去了。”
格雷厄姆－纽曼是一家共同基金公司，也有一些自己的选股技巧。格雷厄姆热衷于猎取那些股价比每股净运营资本要低1/3以上的股票，换言之，就是那些相当便宜的股票。当巴菲特或他的同事发现此类股票时，他们就会赶紧告诉格雷厄姆（大家会想方设法地躲开公司的另一个合伙人杰里·纽曼，因为格雷厄姆深受大家喜爱，而杰里·纽曼则为大家所鄙视），格雷厄姆当场就会拍板决定是否买进这些股票。他买不买股票和你能不能说服他是两码事。对格雷厄姆而言，一只股票只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符合他的买入标准，要么就不符合他的标准，他做判断靠的是具体有形的数字。
巴菲特的麻烦在于，他找到可买的股票总比他认为可以抛售的股票要多。他总是仔细地研读《标准普尔股票指南》，对他而言，这就像是《赚到1 000美元的1 000 招》的成人版，他似乎急切地想要成为格雷厄姆第二。
有一次，一个费城的股票经纪人向他推荐一只名不见经传的保险股票，每股股价为15美元。因为公司没有提供公开的资料，因此别人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估价。但是巴菲特锲而不舍地找到了位于哈里斯堡的州保险办公室，搜集到了一些数据。他眼前的这些数字告诉他，这只股票的股价被大大低估了，于是巴菲特就用自己的钱买进了该股票，没过多久，股票价格就飞涨到每股70美元。
巴菲特还发现位于马萨诸塞的新贝德福德联合铁路公司的股票只以每股45美元的低价位在交易，而这家公司光是现金流分摊到每股都有120美元。巴菲特不敢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但这一次连格雷厄姆都没下决心买入，巴菲特再次自己买进了一笔。
巴菲特在头一年工作时就一鸣惊人。1954年，一家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名叫罗克伍德的巧克力生产公司宣布用可可豆回购部分股票，它有大量的可可豆库存。巴菲特推断，如果用可可豆换股票，并在市场上把价格日益飙升的可可豆售出，他就可以赚取巨额利润。之后他自己是这样描述的：
好几周以来，我一直在忙着买股票、卖咖啡豆，然后时不时来到施罗德信托公司待上片刻，把股票凭证换成存货凭证。其利润相当丰厚，而我唯一的开销就是地铁费。
这种交易充分利用了不同市场的价格差异，大家称之为“套利”。虽然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人都把重视套利挂在嘴边，但是在具体操作方面，巴菲特绝对是独领风骚的。
实际上，巴菲特做什么都比别人领先一步。格雷厄姆有个令别人刮目相看的特点，即他能够快速地浏览报纸上一栏栏的数字，然后从中挑出一个错误。比起格雷厄姆，巴菲特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时，巴菲特和苏珊在郊外的怀特平原区租下了一套花园公寓。就像在奥马哈城一样，巴菲特的每一分钱都是掰成两半花的。他们搬去不久，苏珊生下一个儿子，夫妇俩给他取名为霍华德·格雷厄姆·巴菲特。尽管巴菲特当时已经相当富裕了，但他还是没有掏钱给孩子买床，而是给他借来一张婴儿床。
在华尔街的年轻夫妇圈子中，巴菲特和苏珊各自由于不同的原因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罗克珊·勃兰特的丈夫亨利·勃兰特也是个股票经纪人，她回忆道：
他们和我们认识的其他年轻人不一样，他们更单纯、更容易交朋友，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苏珊对我为何没孩子很感兴趣，还特别鼓励我勇敢讲出自己的想法。
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白领呆板沉闷的风格相比，巴菲特和苏珊显得更加洒脱自在。当小霍华德刚开始会爬时，他们家里给人一种到处都是孩子和玩具的感觉。和曼哈顿其他人家的晚餐会不同，巴菲特家不会把孩子们“锁”起来，而是让他们成为聚会的一部分。
亨利·布兰特是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优等生，他对巴菲特很是着迷，因为巴菲特对股票比任何人都要懂得多，而且总能把其中的奥秘解释得通俗易懂。当布兰特家邀请巴菲特全家和其他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大家都会如饥似渴地围坐在巴菲特身边，其阵势就像某种宗教仪式一般。饭后，男人们会聚到一间小屋里，巴菲特则舒服地坐在一张带扶手的靠椅里，那些比巴菲特还要年长的人都坐在地板上听他说话。巴菲特神态自若、天南地北地解释人间万象，就和他当年在大学聚会时的情景一样。布兰特的妻子称他们就好像“耶稣和信徒”在一起。
格雷厄姆把巴菲特当作他最钟爱的门徒，而且承认他俩之间的确有相似之处。一天，他们去办公室附近的一家熟食店吃午餐，格雷厄姆说：“沃伦，金钱对于你我而言都没什么差别，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太太都会生活得更好。”
格雷厄姆是个为人很周到的老板，当巴菲特的儿子出世时，他送给巴菲特一台摄像机和一台投影机，这对于一个仅仅工作了几个月的雇员而言，可谓是十分丰厚的礼物了。格雷厄姆自己过生日时，都会向雇员们分发礼物，因为他觉得自己能活在这个世上就已经很幸运了。
尽管如此，巴菲特和格雷厄姆的关系并没有他原先想的那般亲密无间。按照巴菲特自己的说法，格雷厄姆“总是令人感到和他有一层隔膜。人人都喜欢他，人人都尊敬他，也喜欢和他共处，但没有人能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其实，这样的评价也适用于巴菲特自己。
不过，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遭遇了一些挫折。公司的基金规模只有500万美元，这无法给巴菲特提供很多大手笔买卖的空间。公司的合伙人还经营着一个私募基金——纽曼－格雷厄姆基金，但是这两项业务的总资产加起来也只有1 200万美元，即便在当时这个数字也不算大。加之格雷厄姆对股市运作非常谨慎，他又让合伙人抽走了一部分资金。
简而言之，巴菲特的手脚受到了束缚。有一次，他对自己的高尔夫球教练罗伯特·德怀尔说他学到了许多东西，但同时也提到格雷厄姆“口袋里揣着400万美元，却在坐等该什么时候入市”，这与巴菲特想象中开创事业的做法大相径庭。
有意思的是，人们对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股票需求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股票以高于公司各项投资组合价值200美元的溢价在进行交易，每股股票卖到了1 200美元（很多人只买了1股股票，为的是了解公司的投资组合情况）。如果格雷厄姆有雄心壮志，他早就可以成为业界巨头了。不过，格雷厄姆告诉自己第一要务并非挣钱，而是避免任何损失。正是因为他的消极保守态度，他不再对公司的业绩进行任何客观冷静的分析，而是热衷于自己的数学法则。格雷厄姆的一个助手欧文·卡恩回忆说，如果有谁想要劝说格雷厄姆买入某家公司的股票，“他就会不屑地瞟向窗外，并流露出厌烦的神色”。
欧文·卡恩说，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为此争执不休”。考虑到他们俩温和的脾气，这种说法显得有些夸大其词，不过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分歧。巴菲特喜欢让一家企业变得蒸蒸日上，他也愿意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是，格雷厄姆对公司管理层往往持不信任的态度，因此并不赞成巴菲特去公司实地走访。不过，格雷厄姆这种教条式的做法使他吃了大亏。
沃尔特·施洛斯曾经劝说格雷厄姆买进哈洛德公司的股份，这是一家拥有静电印刷技术专利的生产照相纸的公司。当时的股价是21美元，而根据哈洛德公司营运业务计算，每股股价应为17美元。沃尔特·施洛斯指出可以在静电复印机上获利4美元，但是格雷厄姆已经对任何大胆的投机都不感兴趣了。他的回答是：“沃尔特，这只股票价格还蛮高的。”
股市的牛市格局一直延续，但是格雷厄姆却变得越发保守。到了1955年，道琼斯指数突破420点，比1929年的最高点还要高出10%之多。其实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20多年转瞬即逝，股指走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老一辈人经常心有余悸地想起1929年的光景。美国国会对牛市格局的延续也缺乏信心，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当年3月，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来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发言，他认为1929年的大萧条即将再次降临，还推出了自己的作品《1927年大崩盘》。这本书震惊了市场，造成了股市当日的雪崩。难道股市下一次崩盘就要到来了吗？
其实这一点无人知晓，但是听证会的真正意图和它所标榜的并不相同，因为政治家心中重燃了窥探华尔街运作规律的渴望。从J·P·摩根时代开始，每一代金融巨头都被召集到华盛顿进行磋商。当格雷厄姆出现时，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莱特十分清楚，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当下最出色的股票专家。富布莱特十分渴望掌握格雷厄姆交易方法的方方面面。很多时候，他问话的语气就像随时准备打电话给自己的股票经纪人一样。
主席：格雷厄姆先生，请您结合自己公司的情况……谈谈您如何判断某只股票的价格是否被低估？
格雷厄姆会耐心地对这位参议员讲解了一番。有时候，当格雷厄姆表达了对股票期权的怀疑态度时，富布莱特就会极力地迎合他。
最后，富布莱特终于谈到了核心问题。
主席：最后一个问题。当您发现了某只股票，我们打个比方，您可以用每股10美元买下这只股票，而您觉得它值每股30美元，于是就建仓买进。但只有当其他人也认为它确实值每股30美元时，您才能获得每股20美元的利润。这个过程是如何产生的，是通过宣传呢，还是通过其他手段？
主席：是什么原因使得一只便宜的股票价格抬升呢？
格雷厄姆：这正是我们行业的一个神秘之处。它对任何人都同样神奇。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最终市场会使得这类股票达到这种价值。
虽然格雷厄姆的回答省略了很多内容，但这正是巴菲特今后执业的基础。股票会回归自身的价值，因此，一个坚信自己判断的投资者需要有耐心。
不过，格雷厄姆对股票已经不再感兴趣了。在听证会过后一年，也就是1956年，他从公司退出，来到了贝弗利山，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书。他选择了撰写金融著作、滑雪、读经典书籍的安逸生活，身边还有妻子以及一位法国情妇相陪。他把自己的很多钱都捐给了慈善事业，他认为去世时名下有多于100万美元财产的人都是傻瓜。
此时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业绩即便不说是出类拔萃，也应该是十分不错的。1936~1956年这21年间，它的年均收益率保持在17%，超过了同期标准普尔指数年均14%的增长水平。而且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这一统计数字还没有包括它最成功的投资项目——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份，它的股份已经分配给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股东了。所有到1956年一直持有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股票的人都获得了比标准普尔500指数高出一倍的收益。
巴菲特自己一直暗中在做投资，他的投资回报比公司要高出许多。自从1950年离开大学校园以来，巴菲特的个人资产已由9 800美元猛增到14万美元。挖到第一桶金之后，他又想回家乡奥马哈了。对于他而言，站在纽约城铁的站台上，四周挤满了人来人往的通勤者，他知道这并不是他向往的生活。
1956年春天，他和苏珊在昂德伍德大街租下了一所房子，离巴菲特家的杂货店只相隔两个街区。这次巴菲特再也没有受雇于人的想法了。当年5月1日，其实就是他刚到奥马哈的那天，他把一帮家人和朋友们聚集在一起，还找了与自己很亲近的七个家人和朋友：姐姐多丽丝和她的丈夫、艾丽斯姑妈、岳父汤普森、从前的室友查尔斯·彼得森、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律师唐·莫内恩，他们总共筹集了105 000美元，巴菲特作为普通合伙人，投入了100美元。虽然这是个很小的数目，但他不再为父亲或为本杰明·格雷厄姆打工挣钱了，而是为他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特联合有限公司出谋划策了。
当时，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一位投资者，物理学家霍默·道奇向格雷厄姆提出了一个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谁将继承您的衣钵？”格雷厄姆提到了沃伦·巴菲特。当霍默·道奇驱车去西部度假时，他在奥马哈作了短暂的停留。他和巴菲特只是简短地谈了几句，就答应给巴菲特的公司注资12万美元。
巴菲特这时有3个小型的合伙公司，他就坐在自己的卧室里运筹帷幄，他预见到自己的家庭合伙公司会日益壮大。当年8月，他回到纽约，最后一次参加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股东大会。他对格雷厄姆的另一个学生爱德华·安德森提到，他正考虑沿袭格雷厄姆的模式建立一个合伙制公司，要求最低的入伙门槛为5万美元。然而谁又能说他能否继承格雷厄姆的衣钵呢？当股东大会正式投票决定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解散的时候，一位名叫卢·格林的投资者却颇具讽刺意味地赞美了巴菲特一番。格林也是曼哈顿一家证券经纪公司的负责人，他宣称格雷厄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没有培养出英明的接班人。格林已经把话讲到这个份儿上了，就继续说道：“格雷厄姆–纽曼之所以经营不下去，是因为公司运营几乎全靠这个小伙子，他就是沃伦·巴菲特。谁想继续跟着巴菲特干呢？”
[7] 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大理石碑，上面刻有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的诏书，现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译者注
[8] 在后来的公开场合中，巴菲特半开玩笑半当真地替格雷厄姆圆场，他说自己毛遂自荐后，“格雷厄姆习惯性地算了一下我的性价比，然后拒绝了我”。
[9] 巴菲特不是在吹牛，在离开沃顿商学院之后，巴菲特曾和华盛顿一个朋友的父亲、共和党人杰斯·肯贝尔共进午餐。这位众议员称赞巴菲特“比全美国任何一个律师都更懂税法”。
-->
